本报讯香港《新亚生活》月刊2月号刊发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于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演讲《中国文化与科学》。杨教授从九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关系问题：一、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“内学”，以身心为主；二、传统中国文化如何处理“外学”；三、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求“理”；四、近代科学如何求自然规律；五、传统中国文化以归纳法求“理”，通过抽象化求“内外一理”；六、单音象形文字的影响；七、二十世纪的科学与中国文化；八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；九、展望下世纪的中国科技。
关于中国传统人本文化问题，杨振宁教授认为，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是“内学”，以身心为主。比如说，梁启超在有名的《劝学篇》里面讲道：“中学为内学，西学为外学；中学致身心，西学应世事。”那么如果中学是内学，可是也必须要处理外学，因为外学是人的身体以外的自然的一切，怎么处理法呢？如果查中国的古文献，对此有很多的讨论。总结起来，下面这几句话也许可以概括多半的观念，他曾经说：“夫万事万物之理，不外乎吾心”，他又说：“心明便是天理”，又说：“万物一体”。这些说法，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外界事物需要了解的总的态度。
关于传统中国文化如何处理“外学”，杨教授说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一句话：“天人合一”。“天人合一”不是从王阳明开始的，董仲舒就说过了：“天人之际合而为一”；朱熹说：“天人一物，内外一理”、“天人无二理”，什么叫作“天人一物，内外一理”呢？就是说有一个“理”，这个“理”对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跟外界的一切，是一回事情，这个整个的观念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。我认为，这个“理”是一个精神，或者说是王国维所讲的“境界”。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，不问“理”是什么，是问“理”不是什么。那么我们就得到结论，“理”不是近代科学所讲的规则、规律，或者是定律。这些观念、规则、规律跟定律，是近代科学追求的重要精神，而这个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所要追求的“理”是不一样的。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，可是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。传统的中国文化里，没有这个定律，没有这个规律，没有这个规则的观念。
关于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求“理”？杨振宁教授认为，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所要达到的境界，是这几个字，在各个地方，在不同的哲学家的言论里，你都可以看到：“理一分殊，义以盖全，内外一体”。“理一分殊”就是说“理”是一个，只有一个“理”；“分殊”是说它用在不同的情形之下，有不同的结果。那么，我们要问：既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一点，是要追求一个“理”，用什么方法来追求这个“理”呢？传统中国文化如何来求“理”？如果仔细分析，我想会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法，即把许多分处的一些现象，或者一些状态，归纳成一个最终的“理”。这是一个精简化、抽象化、浓缩化、符号化的过程。通过这一类思维方法，传统的中国文化想要达到一个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。
在谈到近代科学如何求自然规律时，杨教授说，近代科学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、方法的不一样，首先可以肯定：近代科学也是在追求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传统中国文化所讲的“理”，这就是“自然规律”。所以，近代科学的“自然规律”，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“理”。那么，近代的科学怎么来追求这个自然规律呢？其精神和方法之一，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，是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。不过，近代科学跟传统中国文化一个主要的分别，是前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，这第二个方式是从上到下的，是推演，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，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没有的。
杨教授强调指出，推演的方法需要逻辑，这是近代科学精神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可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这个逻辑系统。第一次对于这个逻辑系统有一点涉猎的，是1607年徐光启跟利玛窦翻译了《几何原本》的前六卷，可惜影响不大。徐光启对于逻辑的重要性，有很深入的了解，可从他对《几何原本》的序所讲的一些话，以及他一些别的文章中看出。可是这个推演的精神、逻辑的精神，在中国传统里头没有，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，后来也没有发展下去。
杨教授从近代科学的精神是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谈开去，论述了近代物理学的精神。他说，今天物理学的结构，可以说是分成四层，从一到二到三到四。首先是最基本的现象，为研究这些基本的现象，你需要做一些实验。那么从这些现象，从这些实验，一个很广但不一定很深的领域提炼出一些东西来，这就叫做“唯象理论”。“唯象”的意思，就是你只是从这些现象来着眼，把这些现象归纳出一些规律，那么“唯象”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，又是归纳的，又是推演的。近代科学重要的一点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，所以可以从一变成二。那么二跟三的关系呢，是要变成一个更深的理论结构。最后从三到四，则是把这些理论结构变成一个数学的语言。可以说，以上所表示的，正是近代物理学的精神。
接着，他又阐述了力学是怎么开始的问题。杨教授说，力学经过四步：第一步，是布拉赫（丹麦天文学家）。他是16世纪的人，对于行星在天上的位置，做了以前所没有过的、当时最精确的天文观测。过了一些年，来了开普勒，开普勒是一个理论天文学家，他仔细研究了布拉赫的这些数据，然后归纳出来了三个定律。这三个定律，就是“唯象理论”。这三个定律，第一次提出来行星的轨道。布拉赫跟开普勒都已相信哥白尼的“日心”理论，而开普勒更第一次提出：太阳在中间，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行星绕着地球转，都是一些椭圆，而不是圆，也不是圆上加圆的那种从希腊传下来的想法。开普勒的“唯象理论”有关键性的作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又过了几十年，牛顿出现了。牛顿对开普勒的这些观念，这三个“唯象理论”的定律，加以解释，这一解释就形成了今天的力学。大家知道有牛顿的三大定律，加上万有引力定律，就可以准确地解释开普勒的“唯象理论”。而牛顿的这三个运动方程，加上万有引力，是基于他所发明的一些数学的方法，也就是微积分。所以，这一二三四之间的关系，确实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顺序的。而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每两个之间的关系，既是归纳的，又是推演的。所以总结起来说，传统中国文化跟16世纪以后才发展出来的近代科学其分别是什么呢？是传统中国文化要求“理”，近代科学要求“自然规律”。但传统中国文化求“理”的方法，只有归纳法；而近代科学求规律的方法，则是推演法再加上归纳法。
杨振宁认为，传统中国文化以归纳法求“理”，通过抽象化求“内外一理”。他说，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？那就是，思考。比如我们知道，有名的王阳明“格”竹子：坐在那儿，看着竹子，脑子里头还转来转去，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“理”是什么。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不一样。不错，后者也要有思考，可是还要有实验。因此，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几个分别就在于：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，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。这个传统里头，缺少了推演，缺少了实验，缺少了西方所发展出来的所谓Natural Philosophy（自然哲学）。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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